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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古城大讲堂 赵冬梅:历史中的个人

  10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来到即墨古城大讲堂,做主题为“历史中的个人”的专题讲座。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古城即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出的一本书中的一些内容,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出了三本书:《大宋之变》《法度与人心》和《人间烟火》。

  今天重点分享的是《人间烟火》。这本书最早起源于我在北京大学上的一门课——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专题。这门课之所以加上“专题”,表明这门课不是基础性的,是选修课,而且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高年级的选修课,我们要引导学生开始进入到小领域的专题学习。

  社会生活史专题跟其他的唐史专题、宋史专题又不太一样,这门课之所以叫做“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专题”,我自己在心里管这本书叫做“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里,我关注两种“日常”:一种是生活的日常,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还有一种是生命的日常,我关注具体的普通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他们的情感、情绪、表达及生活状态等。我关注的是历史当中的人。

  我为什么会学历史?1988年的时候,历史学还没有现在这样吸引人。即便到今天,历史学在招生的时候都不是很有吸引力。其实,历史学专业,特别是北大的历史学专业,能够让学生从发现问题到搜集资料、解决问题、调整问题的角度,最后形成论述,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文献搜集、阅读、整理和写作的训练。通过这样一种训练,学生做任何一行都会很强,尤其是讲究思维的、材料的、写作的工作。大家要重新认识历史系,历史系出来的人,应当在高端人才市场上是非常抢手的。

  这个情况现在有好转,但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少有人直接报历史学系,那时候60多个人里面,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第一志愿报历史学。我为什么想学历史呢?就是我对人感兴趣,我对历史中的人,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生活过、思考过、痛苦过、幸福过,我对他们感兴趣,我是抱着这个愿望来到北大历史系的。

  但是我也跟学生和历史爱好者提个醒,我进了历史系之后,虽然没说“上当”,但你的原始冲动和最初的爱好,跟历史学系的整体训练,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在大学四年里,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基础技能和知识的训练,以及学术思维能力的训练。这个训练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史料,看到一本古代遗留下来的书,通常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印刷品的形式,但它是怎样变成现在的点校版的呢?这些文字的产生,比如《论语》《四书五经》《春秋》,从被孔子删定之前,到今天变成一个标点本,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条“书”的长河在流动。在流动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进来,可能会对原始的信息发生扰动。所以,我们今天依据史料,要追溯到源头,还要关注中间的流动,关注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学会训练你去认识这些。

  总之,进了历史系之后,你首先要学的是这些知识,也是手艺。我常常说历史学,我们要了解文本的流传。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和文字,和原始客观发生的事情也有一个过程。谁记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记录的,怎么去阐释的,立场是什么,都会有影响。材料给了你,可是材料所传递的信息和实际之间发生的关系,怎么去解读材料,也是历史学训练中要教你的。前辈学者邓广铭先生说过,历史有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总而言之,历史学有很多工具性的技能、知识。我进入历史系当中,就跌入这个海洋当中,我自己受的训练大部分是制度的训练。比如说一个宋代的官名,“供奉官”,我猜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供奉官”不能望文生义,在晚唐曾经是一个宦官担任的职位,到了宋代又变成了武选官的名称。所以进入历史学系,这个训练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真的以历史为志业的话,至少花七八年时间,把这个东西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对研究以及对别人的研究有了概念之后,才能回到你最初感兴趣的东西。

  2000年左右,我在北大开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专题”课程,开始进行关于古代日常生活的讲课。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是讲课,没有写过文章,因为文章太难写。在这门课上,我找到了进入北大历史系的初心,就是对人的关照、对日常生活的关照,我开始有机会去接触那些普通人。普通人的生命,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其实是没有地位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对普通人呈现出一种群体的尊重和个体的忽视。什么叫群体的尊重?中国古代有“天命官”,是说人间的统治者,比如皇帝,统治人间的合法性来源是天命,老天眷顾他,他有天命才能够统治。如果统治者的德行不好,失去了天命,这个时候下面的人去推翻统治者,就不是犯上作乱,而是革命,这个是允许的。

  比如武王伐纣,商纣王无道的时候,周武王去杀了他,是合理的,这时候不叫弑君。老天决定着人间统治者的合法性,中国人相信“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性是人心的反映,人心反映到天意那里,会导致天命的转移,改朝换代具有合理性、合法性。

  老百姓在哪儿呢?就在这儿,人,老百姓作为集体的力量,他们的视和听、他们的心意、他们的倾向,得到了尊重和重视。但这个时候的普通人,是一个集体的普通人,是完全看不见个人的。在“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里面,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里面,都是对老百姓作为一个集体力量的重视,没有个体的存在。个体在什么样的地方存在呢?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北宋的武选官,我记得当时和我的导师祝总斌先生聊我要做研究军事管理制度的时候,其实当时并不很清晰我做的具体是什么,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领域是我要做的,有价值。我的导师也同意,当时他提到一句诗,我们俩都很喜欢:“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认真反复去想象这两句诗,就这么14个字,可以看到秋风萧瑟,进入枯水季后北方的河流,以及无定河边的白骨,这是一幕场景。接下来是“犹是春闺梦里人”,那个年轻的战士已经被国家征召战死在沙场,可是他年轻的妻子仍然不知道他死亡的确切消息,仍然盼望着他的回归,我们把这两个画面连接起来,你看到的是什么?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于国家而言,看战争的胜负,看国家财力的消耗。但对个体而言,对这一对夫妻而言,这个丈夫死了,妻子就成了寡妇,可是她还不知道,她还在等、还在盼。这就是历史中的个人,历史中渺小的个人,非常渺小。但是她存在,她像你我一样都是真实的存在。

  这句诗,我的导师和我都很感慨,但当时没用上。直到我学了十年之后,觉得知识储备、观念储备够用了,才回到史料中寻找个人、寻找个体。事实上,所有在追寻个体的学者,都面临着一个心里障碍:“做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

  传统的历史学是关注帝王将相的,大人物的事迹,大人物身上发生的事情,这才有价值。传统的历史书,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比如《二十四史》,事实上全部以国家为主体,比如纪传体的史书,整个结构就是符合帝制时期的结构,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诸侯,列传记的是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做官级别达到一定程度的官员、在一定领域里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所以传统的历史书当中,记国家,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是有的;记大人物,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也是有的。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这种大人物的“大”又进行了扩充,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大,也包括普通人的大,也包括各个领域的大。

  比如李白,李白是不是爱喝酒?李白跟杜甫见过几次面?他们见面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些东西是有记录的必要,但那些普通人的生命,究竟有没有记录的价值?这个问题,是所有关注普通人的学者要克服的心理障碍。

  北大的社会生活史课还要加上“专题”两个字,就是让它看上去学术。但是仅仅看上去还不够,所有的要去关注个人、关注普通、关注日常的学者或写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都要说服自己,也要说服对方,说服听众认为这个事情有价值、有意义。你拿什么说服自己和别人呢?如果用传统那一套,肯定是不管用的。我想,我最终说服我自己的,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理由:今天在座的每个人,如果我们的个体生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话,古代那些生活过、呼吸过、痛苦过、幸福过的人,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于历史中个人的关注,它最大的立足点,就是现在是一个尊重个体生命的时代,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生命本身并不因社会地位、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每个人得到这个生命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不管是在生物学上还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生命是极其不容易的,生命本身极其珍贵。

  生命的珍贵在很大程度上,除了它来由的难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生命是有时间限度的。尽管西方《圣经》里面说人能活到120岁,中国的传说当中,彭祖活了800岁,各种各样的长寿传说也不鲜见。可是事实上,在传统时期,人类的寿命是较为短暂的。现在人们的寿命大大提高了,但仍然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是会死的,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它与社会地位无关,它与学识无关,它与财富无关。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而且早晚会死,这个财富是会消耗尽的。所以个体生命极其有意义、有价值。你要好好地“浪费”你的生命,你要好好地“消耗”这难得的、宝贵的、有限的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着无比珍贵的价值,这个价值不附在任何东西之上,生命本身有意义、有价值,从这个基础出发,人类古代的个体生命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在任何时候,生命都不是自由的,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约束。可是总体上,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自由的。

  我在《人间烟火》里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是我发掘出来的,有些不是我发掘出来的。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是曹魏到西晋的时候,一个名叫赵至的人的故事。这是武汉大学已故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非常有学问的前辈学者唐长孺先生发掘出来的。

  我在《法度与人心》里附了一个我的私房推荐书目,推荐了唐长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唐先生打动我和很多历史学者的是一篇论文,一篇非常小的文章,就几页,他谈到晋书的《赵至传》,这篇小文章是目前我读过的唯一一篇有这样深沉的、人文关怀的、闪烁着人性的、对个体生命关照的如此无微不至的论文。

  论文里面写了一个叫赵至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士家子,士家是曹魏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制度。当时汉末,天下大乱,还伴随着气候变冷,华北农业和北方的游牧民族草场都在退化。没有草料,游牧民族南下侵占传统农耕的地方,北方人在游牧民族的压迫下,也要往南走。在这个乱世中,人口锐减、资源锐减,人口变成非常重要的资源。要用人打仗,还要用人进行农业生产。这时候出现了曹魏的士家制度,士家子弟世代当兵。士家婚配也只能限于同类,士兵去打仗,士兵全家种地,士兵的儿子满了16岁也要当兵。

  赵至就是这样一个士家的儿子,他父亲是一个兵。他们家祖上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制度是新起的,赵至作为士家子,他的命运是一满16岁就要去当兵。可是赵至是热爱读书的人,他想要读书,曾经有一个县令到任,当地老百姓都去围观,他妈也带着他去看热闹,说咱们家祖上也这么光荣过。赵至就有了一个愿望和理想,他希望能够读书做官。他在接近16岁的时候装疯卖傻,一次又一次逃避,因为年满16岁他就变成真正的“士”,便逃不了了。他要趁着当兵之前赶紧逃,一次又一次逃,最后他逃出去了,而且他找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投到嵇康门下。赵至这个人确实又能读书又能办事,最终改名换姓,落籍辽东。因为干得很好,辽东的太守派他到首都洛阳汇报,这叫“上计”,他作为上计吏回到洛阳来。他家是洛阳的,但他却不能回家去见他的母亲。赵至一直到37岁混得风生水起、风华正茂,仕途前程正是大好的时候,却在第二次回洛阳时呕血而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次回洛阳时见到他的父亲,父亲告诉他,他的母亲在此之前过世了,他受不了。

  赵至的前半生,他生命中最大的限制来自士家制度,在士家制度之下,16岁就得当兵,当了兵就跑不了,所以他要逃,他逃了。他利用了当时的选官制度,靠自己的才能上来了。可是,到他37岁的时候,他呕血而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制度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个更大的制度就是儒家的伦理。

  在整个传统时期,是没有“独立的个人”这一观念的,以家国同构。儒家的国家,讲究的是“忠臣必出孝子之门”,讲究的是以孝治天下,以孝为忠。所有的个人,当然女性是不包括在内的,因为女性在公共领域里是没有空间的。所有的男人,当他去报效国家,他出现在社会上要扬名立万的时候,都不是作为他自己出现的,他是作为家族的孝子贤孙出现的。《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提到,人生在世,要成就自己,要“显亲扬名”。扬名是为了显亲,扬名最终的目的,扬的是个人之名,但这个个人之名是作为我父亲的儿子、我祖父的孙子,我们家族的孝子贤孙,我的名是弘扬他们的名,是为了让我的家族有地位、有面子、有风光。

  司马迁写《史记》,里面也提到了“显亲扬名”,是要完成父亲的遗志。所以在儒家的教育当中,所有的功业都要和父母家人分享。在儒家的伦理秩序当中,国家录用一个人、使用一个人的时候,是把他作为孝子贤孙来用。给“家”留了地位,比如兄弟几个都在做官,父亲80多岁了,一定有一个人离开去照顾父亲;还有一个是父母死后要守孝三年,当你在朝中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忠臣,但这个忠臣的前提你是个孝子。父母过世了,你要回到家里表达孝道,这个“三年”,不是36个月,是27个月。

  司马光在做官初期,他父母先后过世,所以他在家里整整待了54个月。而他在为父母守孝之前,他明明是一个已经被国家录用的“公务员”,可是他做官,都是跟着他爹走的。他爹在北方工作,做一个州的州长,他就在附近的州当公务员,他可以有很多的时间陪伴在父母膝下。他父亲在南方做官的时候,有一些文书报告,是他起草的,现在还留在他的文集里面。

  大家知道,著名的“包青天”包拯,事迹很多,但他在开封府一共一年左右,时间很短。但有一个事情是真的,包拯做官之后,他应该带着父母上任,但他家老太爷嫌远,不去,于是包拯请求调到老家附近工作。第一个位子,包拯就“挑肥拣瘦”,向中央请求离家近一点。但他家老太爷还是不去,那怎么办?包拯就不做官了,明明已经考取了“公务员”,就是不去上班,在家里伺候老太爷、老太太,二老去世后,守完孝之后才出去做官。这样的行为,在传统时期被认为是非常正当并且是了不起的行为,因为不是谁都舍得拿自己官僚生涯的十年,在家里伺候老人的,会影响升迁。在传统的伦理秩序当中,在家国同构的秩序当中,就是鼓励这个。所有的人没有个人,个人是作为家族的一分子出现的,所有个人的功业都应该用来孝顺父母,应该与父母分享。

  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个制度背景,就知道赵至为什么会死了。他做官,怎么样才能做官?如果他以父母孝子的身份出现,是不可能有忠臣的面貌;他以他父母儿子的身份出现,是完全没有前途的。他必须否定掉他跟父母之间的联系,才能成为在社会上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可是当治国平天下这部分社会理想实现之后,他的父母在哪里呢?他跟谁分享呢?如果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现代人,是一个没有羁绊的人,他可以不死。但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人,他是一个生活在当时的大制度背景下的人,这个制度不仅仅是明文规定了的制度,而是普遍的约定俗成的制度,包括道德的约束。

  赵至逃过了小制度,小制度是可以钻空子的,他逃了,改名换姓,一个士家子就有了前程。但逃不过大制度,君臣父子这一套、三纲五常这一套,是逃不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无所逃离的制度当中,赵至被制度扼死了。

  如果我们跟赵至做一个对照,会知道今天的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要自由得多,虽然今天还是有种种制度的束缚,但总体上跟古代的人相比,我们有了巨大的进步。

  赵至的故事,就是唐长孺先生在一篇论文里面讲的,唐先生论文的题目是《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他的论文是以一滴水映照大海的形式来写的,以小见大。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读到唐先生这篇论文,唐先生这篇文章,是第一篇让我看到的,让我的心灵感到震颤的,能够产生强烈共鸣的有“人”的文章,有温度的文章。

  王樵:时代错位下的无能为力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参加一个项目,需要把《二十四史》当中《宋史》的所有传记都翻一遍,包括一些平常都不看的小人物的传。在小人物的传里面,翻到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叫王樵。他的传只有300多字,我当时读到这个传的时候,很感动。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我跟所有我认为有点关联的人聊天的时候,都会提到王樵。

  王樵是《宋史·孝义传》里面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我觉得他死亡的方式是“迷人”的。我后来查了很多书,在中国历史上,只此一例。王樵是山东淄博人,他在淄博给自己修了一个墓,这个墓是地上的还是地下的,还不是很清楚,可以通过考古、墓葬类型去做追索。墓是他自己亲手一砖一砖垒的。最后他觉得快要死的时候,就进到墓里,亲手封上了最后一块砖。封上这块砖,光明就没有了,他自己跟世界的最后一点连接也没有了,他死了。这就是王樵的死,

  我在很多电子数据库查过,只要查“茧室”,就是王樵的故事,没有其他的了。我其实很想联合搞社会学的或文化人类学的人,共同来解读一下这个死亡方式,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解读,我后来想可能只能作为一个诗意的解读。

  我一直想,他究竟为什么要造一个茧室?王樵也希望羽化吗?似乎没有,因为我们看不到,如果要羽化的话,可能是道教的信仰。但是在王樵所有的记载当中,能看到儒家的,能看到佛教僧人的介入,能看到政府的介入,没有看到其它的道教色彩。

  说实在的,我痴迷于他“迷人”的死亡方式,死得这么美。他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自己给自己修了一个墓,到预知死亡的时候,他进去就死了,我觉得这种死亡方式透露出一种生命的自主,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王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后来用王樵的故事做我的社会生活史专题课的期末作业,跟我大概三到四届的学生研究《王樵传》,最后把王樵生前的故事都搞清楚了,同时也解读了他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诗意的自主的死亡方式。刚才我们讲赵至是在制度约束之下,而王樵处在另外一个生命的夹缝之中,他的夹缝是时代的错位。他家住淄博,淄博在黄河南岸,地处宋辽边界。北宋时期,宋辽边界在河北南部,保定那一带没有长城、山脉阻隔,辽国人常常会打过来,通常是小股部队,每年都来。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是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秋天收割了,游牧民族也来收割,所以秋天是防御的重点,叫做“防秋”。王樵的老家在黄河南边,又隔了一道黄河,按道理讲是安全的。可是,在这一年正月,战争的规模比较大,有一小股的辽国部队打到了淄博,把王樵的父亲、母亲还有其他亲人掳掠一空。他们来不仅仅抢粮食,还抢人口。因为在古代人口是特别重要的战略资源。契丹人把王樵的父亲、母亲和亲戚们全部抓到了北方。王樵留下来了,王樵的妻子也留下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跟我的学生们推断,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王樵在梓潼山下读书,不在家里住,有可能妻子陪伴他,逃过一劫。还有一种可能是过年,比如他跟他妻子去拜年了,出门了,逃过一劫。总之,王樵和他妻子留了下来。

  接下来,王樵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在科举时代,像王樵这样的读书人,正常的命运选择是通过考科举当官,他做的所有一切也都是这个准备。可是这个悲剧发生了,他的生命立刻发生了转折。王樵是会武术的,能击剑,还读过兵书。他多次乔妆打扮,到北方找他的父亲、母亲和亲人,可是没有找到。等到他绝望了以后,就给父母发丧,“刻木招魂以葬”,等于他孝道的部分勉强完成。接下来,王樵作为文武双全的血性男人,他的选择是报仇。他自己一个人是报不了这个仇的,这时候他的家仇和国恨是在一起的,于是王樵就想到去游说边境将领去打仗。他自己能文能武,而且多次深入到北方,对北方非常熟,他有情报、有信息,他就寄希望于游说国家打仗,游说边境打仗。

  但是,这个时候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尽管是宋给辽30万两的岁币,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学术界目前主流的观点,基本上同意这笔钱花的是划算的。因为宋辽边境,过了太行山就没有山河阻隔,很难保卫,只能靠囤兵来保卫,这个花费是非常大的。每年30万两和军费相比,是个小数目。而和平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我个人甚至觉得,澶渊之盟可以视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政权与政权之间和平交往的一个伟大的政治智慧。两个势均力敌的大国之间,谁也灭不了谁,怎么办?谈判。谈判之后和平交往,这对两个政权有好处,对老百姓有好处,是双赢,是伟大的政治智慧。

  但对王樵来说,澶渊之盟对他来讲是致命的。因为整个国家都进入了和平时代,大家都为这个和平时代欣喜欢呼,只有他一个人放不下仇恨,他不断游说边境将领,可是大的环境变了,将领肯定是要听国家的,所以一次又一次游说都失败了,最终他知道无望。于是,他回到了老家,读书、跟二三朋友聊天、搞教育。他成为了当地的教育家,而且名声很大。他留下这么一个故事:因为他没有做官,所以大家都叫他王处士,当地的地方长官到任时都要来拜访王处士,他看得起的官员来拜访,就接见他跟他聊;他看不上的官员来了,他就从后门跑了。淄博王处士变成了当地文化的标杆,可是在内心深处,他是痛苦的,他觉得失去了父母,这点跟赵至是一样的,

  因为不能分享,所以他没有再考科举,安于做一个处士,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在“家”这个地方就已经断掉了,他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世外的人,因为父母的不知所踪,跟世界断绝了联系,所以才有了那样一个死亡的方式。这是我自己挖掘出来的故事,大家听到这儿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有一个人,她曾经存在过,可是后来我没有再提她,就是王樵的妻子,她和丈夫一起经历了那场大的劫难,当丈夫决定北上找寻亲人的时候,他是“弃妻子”,他应该没有儿子,所以他弃的是“妻”,他就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扔下了。当然,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他放了她一马,我的生命已经这样了,我只能有一种结局,我不可能有世俗的成功和世俗的幸福,那这个女人就放她一马。但从当时来看,他就是抛弃了她,不知道这个女人后来是否改嫁,但是王樵后来是扔下她走了。

  对于王樵来说,这个妻子真的不重要了。其实他还年轻,他完全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实现孝道,但是他没有,他采取的方式是“弃妻子”,他扔下了她。我们从后来的史料中看到,王樵还有一个外甥,他应该有个姐姐或者妹妹嫁给了姓牟的,牟家有个外甥。我们在史料里面看到,这里面也有一个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信息,过了很多年之后,又来了一个地方长官,这个长官想拜谒王樵的墓,打听了一下,才知道王樵的墓搬走了,搬到了城外。为什么搬到城外?原因是城市扩建。跟今天一样,宋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不过那个城市化跟今天所说的城市化不太一样,没有今天这么大规模。我们对古代的城市有误解,认为古代的城市一定有城墙,一定是城里的样子,有住房、商业街,不是的。古代的城市里面,也会有一大块的空地,还有人种地、种田。比如苏东坡的东坡,那个就离州衙很近,在杭州城里面。王樵的墓,最初在淄州城里,后来城市不断地长,那个墓的地方就变成了人住的地方。他的外甥就把他的墓迁到了城外。

  王樵的故事,记录在《宋史》里面。历史材料的记载,往往静静躺在黑暗之中,直到有一个历史学者或者其它观察者发现了它,那个人才跳出来被我们所知道。打个比方,观察者就像一束光,那些黑暗中沉睡的东西,光打在它身上才能看得到。就像今天的话剧舞台,假设舞台上有很多人,可是剧场的灯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有一束舞台的灯光打在我身上,你只能看到我。我们和历史上这些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他们在黑暗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他们。

  唐长孺先生发现了赵至,我发现了王樵。赵至是被制度所束缚,王樵是跟他的时代之间发生了巨大错位。当这个时代要和平的时候,他的家仇无法报,所以他选择的是离开,所以他有独立的完全不依靠外界的死亡。

  当然了,在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无声无息闪了一下就没有了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我每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总会说,我希望这个女人后来嫁了一个更好的男人,有了幸福的一生,儿孙满堂。王樵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一生都活在了父母被掳走的那一瞬间,他生命中有一部分是没有继续往前长,他的生命停滞在那个地方,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我希望他的前妻会有一个更好的路。

  在历史上,女人是很难被看到的。即便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女皇帝武则天,但是太平公主跟她妈妈提到说“我能不能当个皇太女?”她妈妈说“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没可能。”即便在武则天时代,女性地位其实也没有什么改善。

  中国的传统秩序是这样的,如果按性别来分,男人在上面,女人在下面。但是很有意思,夫妻在家内又是平等的。请注意,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夫妻关系,绝不是一夫多妻制,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夫妇结合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夫妻在家庭之内是平等的。我们要看到性别,要看到阶层,还要看到时代,还要看到特殊的制度背景、文化背景等等。

  张行婆:社会底层女性的精彩自我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女人的故事。女人已经在底层了,而这个女人是一个女仆,她的故事是司马光记录下来的。这个女仆最初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没有名字,我们知道她父亲姓张,是禁军的低级军官。军人在宋代是一个特殊群体,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脸上是有刺字的,他们脸上刺的字,使得他们独立于整个普通社会之外,带有一定“贱”的色彩,但他们又是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是机器,他们都是由政府财政养着的。所以跟农民相比,宋朝的军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靠当兵为生,而且部队还会分房子,房子不大但足够他养活一个老婆俩娃,但娃不能多生,宋朝的军人是有计划生育的,当然计划生育不是怎么避孕,而是让丈夫去戍边,客观上起到计划生育的作用,减少生育。

  这个张姑娘就是出生在一个这样的低级军官家里。正常来说,她长大了,也会嫁给一个军人的儿子。如果她运气好点,长得漂亮点,可能嫁一个比他们家地位高一点的,不过,基本上还在军人圈里面结婚。但是很不幸,她小时候亲生母亲过世了,她的父亲续娶了一位太太,这个后妈是个坏女人,她没有生育,但是她可能预计自己将会生育,就事先争夺资源,虐待这个女孩。更糟糕的,这个女孩十来岁的时候,后妈趁着她丈夫不在家,就把这个女孩给卖了,成了失去自由身的婢女。宋代的家务劳动,婢女有一部分是雇佣劳动,但她是被卖的,变成了贱民。她从士兵的女儿,一个自由身,变成了有卖身契的奴婢。这个可怜的女孩运气很好,古人娶妻“宁娶大家婢,不娶小家女”,男人出身不高的话,还想娶一个有见识的妻子,在这之间要选择大家的婢,因为她是受过教育的,不一定是识字,是有待人接物的训练。这个张姑娘运气非常好,被层层转卖之后,最终卖到了一个士大夫家,而且她干得很好,这家的小姐出嫁的时候,张姑娘作为陪嫁丫头跟着到了婆家,仍然干得很好。

  张姑娘越来越大了,二十几岁到了出嫁的年龄。这时候,她突然在主人家的门口路边看到了一个卖柴火的老头,长得很像她的父亲。可是太老了,而且瞎了一只眼睛,她仔细辨认,最终确定是她父亲。她父亲为什么瞎了眼睛?原来妻子把女儿卖了之后,父亲回到家里,发现心爱的女儿没了,就出去找,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回来就把老婆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也找不回来女儿,一直哭,最终哭瞎了眼睛。

  按《宋史·兵志》的记载,宋朝的士兵每三年检阅一次,还有一次提拔,所有人都有升迁,从士兵到官员、中级军官,大家轮着都沾点光,而且这个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在士兵检阅的过程中,有相应的视力考核,他的父亲就不合格了,只能复员。复员之后没有收入,家里又没有土地,于是她父亲就沦为了一个瞎眼卖柴火的贫苦老头。

  父女相认之后,这个女孩做了一个决定。她向主人请求回家去侍奉父母,她的主人也非常善良,支持她的行为。她回到家之后,后妈吓得哆嗦,但她原谅了后妈。她先是侍奉父亲养老送终,到后来后妈老的时候,腿脚不灵便,去哪儿都背着她,到后来给后妈养老送终,完成了孝道。

  完成孝道后,她结婚了,还生了一儿一女,她的人生圆满了。完成了孝道,又行了人道,完成了传宗接代,这也是孝道的一部分。她丈夫死了,她把一儿一女都养大,女儿嫁出去,儿子娶了媳妇。这个人生,就她的出身和遭遇来讲,到了巅峰。

  可是这个时候,她又有一个决定,她信佛,想把家附近的一个废弃很久的小庙修好。她竟然有集资的能力,她去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把庙修好了,修好庙之后,她成了这个庙的管理者,她要住到庙里去修行。这个时候,她跟儿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了不起,值得今天所有家长认真考虑。她说“吾今不复为乳母也”,我不再是你的妈妈,我是谁?我要住到庙里去,我是这个庙的管理者,我是一个修行的人。而且,她跟她儿子说,这个庙你不要来,为什么?这个庙和庙里的财产,都是大家的,我是看管者,你老是来,我说不清楚。于是,她的人生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她完成了人间的修行以后,她真正变成了一个修行人。

  这个时候,她上了年纪,在家修行的女人,叫做“行婆”,大家叫她“张行婆”。

  这是司马光记下来的,司马光怎样知道这个人?司马光去采访了她,然后写了《张行婆传》,把她的故事记了下来。司马光不仅写过《资治通鉴》,他还为这样一个地位如此卑贱的女人写过传,而且写得极好,是值得表彰的。

  司马光怎样见到张行婆的呢?他不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一定是张行婆到了他面前。张行婆当年随她小姐嫁到的这户人家,其女儿嫁给了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

  张行婆修行之后,自己管着这个庙,后来又出来云游。她去见了她们家小姐,她又过来拜见她们家小姐的小姑子,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她人缘很好。她进行长途的旅行,拜访这个拜访那个,到了人家家里以后,她会长住一段时间。她很守规定,她会住在仆人住的地方,她还把司马旦家的仆人管起来,教育那些年轻的女孩子,照顾那些像她一样很小就被卖掉做女仆的孩子,她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她很节俭,不是因为主人家的东西就浪费。

  司马光在哥哥家看到了这个人,听到了她的故事,又有感于她的行为,给她写了这样一个传。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常常看到古代中国人会谈香花、香草、美人。但是中国的士大夫谈到香草的时候,绝不是对植物学感兴趣,谈到美人的时候,大多数也不是对女性本身感兴趣。他们谈香草,是为了喻君子之德,那个香的东西是和我灵魂的香气相通。比如司马光记录这个女性的时候,绝对没有女性的视角在那,他还是士大夫视角,

  他给男人看什么呢?他感慨说,一个女人都如此颠扑不破,一个女人经历这么多的挫折都能活出精彩的自我。司马光写下这些是为了教育男人。司马光在宋代的士大夫当中,是特别坚定、特别纯粹的儒家,他不夹杂其它。

  司马光写这个《张行婆传》,在结尾的地方,他有一点非常遗憾的地方,是说这个女人能够做到这样是了不起的,更何况我们从小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呢?他还有一个感慨,说张行婆哪儿都挺好的,就是她信佛。可是我们今天读,不带任何偏见地读,你会读到什么?如果不信佛,没有佛教信仰的话,绝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张行婆、这样一个精彩的生命。为什么?如果她不信佛,她如何原谅?

  她后妈对她这么糟,如果不是她前世的业,她怎么说服她自己?单靠儒家的孝道是很难做到发自内心的福音这些东西的。所以,张行婆的佛教信仰,是她的立身之本。张行婆的故事,我觉得也应该算是我发掘出来的,因为在传统的叙事当中,没有这样女人的位置。比如研究军事制度的学者,研究退伍复员时会用到张行婆父亲的材料。用到女性的时候,可能是研究仆人,或者研究佛教信仰的时候会提到她,但是没有人从头到尾会追踪这样的故事。

  我在喜马拉雅FM“冬梅讲国史”栏目里面讲了这个故事,后来又在我的《人间烟火》里面写了这个故事。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讲的所有这些人物当中,这个故事给我留言的人是最多的。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她的生命,在传统的伦理秩序当中,她最终活出来了,她不是一个革命者,她没有去打倒谁,没有做那种无畏的抗争。她在她的命运规定当中,她的时代的规定,她的伦理秩序的规定,她的身份地位的规定,还有命运给她的不幸遭遇,她全都接纳了、全都消化了,但是最终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光彩熠熠的生命,是独立挺拔的生命,我想是这个东西首先打动了我。我写她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打动那么多的人。可是我把它写出来之后,我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当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卑微的但是伟大的个体生命,对于今天的人,大家在内心深处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同时,我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我想,历史学的创造,不仅仅是服务于评职称的,不仅仅是服务于评价体系的,不能让评价体系绑架了所有历史学者的追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历史上的普通人故事的原因。(本刊编辑初志伟根据嘉宾演讲速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